《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

 


 


转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建军


 


贾平凹也在《解读〈秦腔〉》(2005223《西安晚报》)的访谈中阐释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因由和目的:“真正为棣花街所写的东西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然而,作者写出的却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总之,在这部冗长的皇皇五十万言的新作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那种富有典型性和表现力的描写,而是一种琐碎、芜杂、混乱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并不像“沪上学人”所说的那样,“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恰恰相反,作者根本就没有在“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而是从始至终都酱在“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烂泥塘里。


长篇小说《秦腔》的另一个严重病像,是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他对人物的对话描写,是琐碎、累赘、单调和虚假的。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的描写,也多有夸张而虚假的渲染。例如,“我”恨早死的“我爹”、恨夺了自己心上人的夏风,“我的心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粒麦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的不到头。”(《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11)


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有种极端别扭、非常不快的消极感受。作者对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写夸张而怪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文学上的恋污癖,是指一种无节制地渲染和玩味性地描写令人恶心的物象和场景的癖好和倾向;而性景恋,按照霭理斯的界定,即“喜欢窥探性的情景,而获取性的兴奋”(霭理斯:《性心理学》,第74页,三联书店,1987)。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性景恋的表现,倒也不算多么了不得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多部作品中反复表现自己或人物的“性景恋”情结,那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然而,恋污癖与性景恋却是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的常见病象。一个作家以如此顽固的态度和浓厚的兴趣表现如此怪异的趣味,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精神现象,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严重问题。


贾平凹至少在《废都》、《土门》、《怀念狼》、《病象报告》、中篇小说《阿吉》及短篇小说《猎人》中无节制地描写过大量的恋污癖和性景恋事像。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冲动和趣味诉求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问题。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是存在的: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他就倾向于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像的描写:


“我们以往在路上有屎有尿了,都要一直憋着到沟的地里拉。我就憋着。憋屎憋尿那是艰难的事,我使劲地憋。但我憋不住了,就在路边拉了起来。夏天义又骂我没出息,还干什么呀,连个屎尿都憋不住!他和哑巴生气地前边走了。我拉了屎觉得很懊丧,拉完了立在那里半天没动,但我用石头把那堆粪砸溅飞了,我的屎拉不到沟地里,谁也别拾了去。”(《收获》2005年第二期,第129)


“上善的眼睛里发了炎,用袖子粘一次,又粘一次,似乎眼里有个肛门,屙不尽的屎。但上善始终坐得稳,不像别的人一会儿出去上厕所,一会儿起来倒茶水,再是大声地擤鼻子,将一口浓痰从窗子唾出去。”(《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40)


“他(乡长)尿得时间很长,尿股子冲散了一窝白花花的蛆,还站在那里不提裤子。去打听狗剩情况的人很快就会来,跑进厕所汇报说狗剩已经死了,他一个趔趄,一脚踩在了屎上,头上的汗就滚豆子。”(《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66)


如此简单的描写不仅缺乏艺术上的审美价值,而且还缺乏认知上的最起码的真实性,因为,它对人类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是简单化的。因为,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进化,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只受性本能和原始欲望主宰的简单的生活,而是一种被改变了的生活。比如,对于性的起码的羞涩感,对于丑恶、污秽的事物正常的厌恶感,——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都已成为反映人的健全人格和正常心态的最基本的感觉形式。由于拥有了这些基本的感觉形式,拥有了判断文明生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尺度,我们才怀疑,仅仅靠一部描写恋污癖和性景恋事像的书,一个作家是否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即使能够竖立起来,那它又会是一块什么样的“碑子”呢?那么,《秦腔》到底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座“高峰”,还是像他的前几部作品一样,是一部充满病像和问题的失败之作?答案简单而明确: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虽然《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就像当初刊发和出版《怀念狼》一样,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不负责任地给了这部小说以它压根不配领享的掌声和鲜花,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用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那么,《秦腔》的命运也许像《废都》和它的兄弟们一样:在充分享受了时代给它的虚妄而空洞的尊荣的同时,在被外国的“评委”授予“国际大奖”的同时,还必须独自咀嚼它因为肆无忌惮的粗俗和放纵而招来的讥笑和斥责———如果它还没有丧失正常的感知能力和羞恶心的话。

也说韩寒:大师的文笔和教育的胜利

 


 80后领军人物韩寒这几天又处在风口浪尖上了,因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们说了“不敬”的话,被视为亵渎、浅薄和不道德。


 韩寒在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谈话节目时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另一位嘉宾陈丹青随即表示赞同: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陈还说,像余华、苏童,我看一页就放下了。韩寒也表示,余华的小说自己一本都没有读下去。(事后,韩寒在博客中更正说,自己当时口误,把“巴金”说成了“老舍”。)


就是这样几句简单的话语,引来了文学评论家和网友的狠批,媒体的标题甚至是“韩寒陈丹青炮轰文学大师”。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回首往事,看看“大师”是怎样面对批评的。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1910-1978)在1935年写成代表作《鲁迅批判》,作品出版前,李长之把书稿寄给鲁迅先生,请他过目,并索要照片。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后,订正了其中著作时日上的差错,并赠送李长之一张照片,供他刊印在封面上。


李长之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曾有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两相对照,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再来说说大师的“文笔”。我本人是中文系毕业,话题中那些作家们的作品,我都或多或少拜读过,单从“文笔”论,我基本同意韩寒的说法。


作为专业,我不能因为其晦涩就不读。但如果是当闲书来看,茅盾和巴金二位的作品确实不好读,《子夜》中关于证券交易的那些术语,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知道拿着板砖抡韩寒的那些人是否读过这些书?而且,文学史上对这两位大师的评价,也不是他们的文笔有多么流畅华丽:巴金以“激情”取胜,茅盾则是“社会分析”的典范。他们提到的四位现代作家中,我读的最多的是老舍,因为他写的有趣,容易读下去。但读的多了,就会感觉到,有趣之中,难免有些油滑,为幽默而幽默。我最不同意韩寒的是冰心。冰心的短诗是受日本俳句和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创作的,因为她古典文学底蕴深厚,所以在遣词造句上很有独到之处。我认为,冰心的作品对于中学生来说,是很好的范例:抓住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写几行含蓄清丽的文字,对于以后写长文章是素材和语言上的积累。而两位当代作家中,余华我读过不少,他的作品用“不忍卒读”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个“不忍”,倒不是“文笔”的罪过,而是他习惯用精细的文字来描写残忍的场面,让人没有办法一气读下去。我在读《现实一种》时,就几次停顿下来,调理自己的呼吸,压抑从胃里翻涌上来的酸腐。余华的这种风格,被评论家称为“残忍的才华”,其“读不下去”可见一斑。


最后说说我们的教育。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教育变得简单了,学生判断事物的性质也容易了:对,或错。有一个恰当的例子,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所有的语文考试的第一道题都是这样的:下面词语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我参加过无数次这样的考试,老师教给、自己也总结出这样的技巧:每个选项中只要能认定有一个词注音错了,此项就排除。我想参加过高考的人都会用这一招吧。从每周的模拟考,到月考、期中、期末、摸底,这样的锻炼至少会持续三年,要数一下次数,总在百次开外吧,我们大概都把这招用熟络了。这一招给我们带来了分数,却惯了我们一个坏毛病:凡事不细究事实全貌,只要见到一点不好,就全盘否定;反之亦然。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还带来一个恶果,就是我们都学会了跟风,失去了分辨能力;学会了唯上,失去了批判能力。看看这些年的文学评论(包括书评),难得见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就是拍马屁的文章,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分析,而是满篇新奇的理论名词,拿“人性”糊弄人。你拿着文章去对质作者,恐怕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当然更不会有人摘录一段文字出来说说什么是“文笔好”,好在哪里。


 


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恐怕就是这种教育制度的设计者了,因为他们胜利了。


教育是胜利了,可输得是谁呢?